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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開積極思想的正循環
引進卡內基訓練時，投資環境很封閉，非高科技業很難得獲得同意引進。
雖然朋友們頻頻潑我冷水，我心裡還是認為，應該抓住機會試試看，於是，決定親自拜訪每個投審會委員，一一溝通、說服……
一九二五年，一個重要會議在美國芝加哥召開，與會成員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企業家，包括美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總裁夏布（Charles Swabb）、最大的瓦斯公司總裁哈波遜（Howard Hobson）、華爾街投資高手李佛摩（Jesse Livermore）、最大專賣事業的老闆克魯格（Ivan Kruger）、國際性大銀行的總裁佛瑞斯（Leon Fraser）等。
這些大企業家，個個都掌握了賺錢的祕訣。
二十五年後，有人追蹤他們日後的發展，結果發現，鋼鐵公司總裁破產了，過世前五年只能靠著借貸度日；瓦斯公司總裁發瘋了；投資高手、專賣事業的老闆、國際銀行總裁都自殺了。
他們都知道如何賺大錢，但是，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生活。
細細體會生活的智慧
我這一生所體驗出來的積極思考，其實就是學會怎麼生活。
一九九八年，我興致勃勃地飛到美國，參加哈佛大學商學院開辦的一個短期進修。我很久沒回學校念書了，一直很盼望能重溫舊夢。
報到那天我有點遲到，恐怕會趕不上歡迎酒會。抵達機場時，我打電話告訴學校會晚一點到。當我說完「謝謝你啊！」掛上電話，一回頭，手提箱竟然不見了。 我急得頭皮發麻，旁邊的人叫我報警，等了一個鐘頭警察才來，我告訴他護照、機票都在遺失的行李裡面，他做完記錄就走了。
我本來高高興興來當學生，但是滿腔興奮之情瞬間跌落谷底。東西被偷，什麼興致都沒有了，我坐在計程車裡，覺得一路上看到的都是破房子、破紅磚，心裡想著「波士頓有什麼美」？車子開進學校，那麼漂亮的校園，我也覺得沒意思，只覺得很煩躁，很想立刻搭機飛回家。
那天晚上，回到宿舍的小房間裡，我開始想：「為什麼要讓這個突發的偶然事件，破壞我期望已久，而且一定會很喜歡的一段校園時光呢？」這個機會，我期待了至少七、八年，但工作一直太忙，好不容易才安排出時間來。
我知道要高興起來不是那麼簡單，自己再怎麼想振作都沒有用，我實在需要別人幫助。我做了兩件事情：第一，打電話給家人、朋友，告訴他們整個事件經過，講出來之後，情緒就舒解了；第二，我問問自己，事情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如果最壞的結果都可以接受，那還有什麼好喪氣的呢？
第二天早上，我只記得以後的日子我很少再這樣做，我做完伏地挺身，一早就到報到處，跟大家打招呼，他們驚訝得不得了：「你怎麼能夠這麼開心呢?!」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個外來客人身上，尤其是他們的學生，他們覺得很歉疚。
四月的波士頓還在下雪，我穿上大衣在雪地裡走，覺得好幸福、好享受！也許這是因為，在我的心裡，陽光已經綻放。
不論是工作、生活或家庭，如果不能作積極的思考，我的生命一定少了很多美好的事，更不知道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積極作為才有成功的機會
一九八六年，我四十七歲，辭掉宏碁副總經理的職務，從零開始，創業做卡內基訓練。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，都直言我不可能成功，他們認為有兩個顯而易見的難題，第一，每年必須結匯權利金匯到美國去，然而當時實施外匯管制，除非得到投資審議會批准，否則無法進行，但是政府比較希望能引進高科技產業，像我們這種教育訓練，核准的機率不大；第二，台灣人會花二萬元來受這種訓練嗎？很多人都認為我是在作夢，是在浪費時間。
雖然朋友頻頻潑我冷水，加上當時投資環境如此封閉，但我心裡還是認為，應該會有一點機會，如果不抓住機會試試看，怎麼知道能不能成功？
最困難的部份，是要得到投審會的核准。我看了評審名單，決定親自向每個人溝通、說服。這個關卡能不能衝過，決定了我的辭職、自費受訓一年是否白費工夫，也關係著我下半生的生涯規劃。
列在上面的第一個名字，是投審會的執行祕書王志剛，他後來曾擔任經濟部長。我不曉得當時怎麼會有這種勇氣，託朋友介紹我去見他。
這個朋友以前在經濟部工作，是趙耀東的助理，我去找他時，他有點動怒：「黑幼龍，保證你不能通過！」我真是嚇了一跳。我們已經認識很多年了，他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？可是，我還是需要他的幫助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：「你一向很喜歡幫助別人吧，對不對？」我保證只要幫我引介見面就好，其他我自己負責。他終於同意了。
王志剛一開始認為這訓練的效果不會持久，但是我說明往後會用中文授課，他的想法就改變了。然後他不很確定地說，如果大家都贊成，他就沒意見。
我也去見當時的經濟部次長徐國安。我跟他說，這種訓練對工商企業助益很大，他第一句話就把我頂回來：「不見得吧，否則美國經濟怎麼會那麼差！」我又舉艾科卡為例，說明卡內基訓練如何讓他從害羞的工程師成為擅長溝通的領導人，他又反駁說，艾科卡這個人最糟糕，褔特提拔他當總經理，他卻在書上批評褔特。我不跟他爭辯，最後他同樣也丟下一句話：「如果別人都不反對，我就不反對」。 投審會還有外交部代表章孝嚴，他那時是外交部常務次長。我的姨丈章浩若是他的舅舅，他曾在扶輪社的大型演講裡公開說：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現在坐在前排的黑幼龍是我的親戚。」民國三十八年，我的六姨帶著他們到新竹來時，舉目無親，曾經住在我們家。雖然彼此的情份都還在，他也沒有官架子，但是自然而然我很少跟他連絡。為了申辦卡內基，我去見他，他對這個訓練很有興趣，覺得應該對企業很有用處。
一九八七年四月，投審會開會通過，我終於等到這一天的到來。
今天想起來，積極思考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議，這份力量讓我人生過得非常起勁。我想，過程中遇到這麼多阻力，很多人可能早就放棄了。
引進卡內基訓練時，投資環境很封閉，非高科技業很難得獲得同意引進。
雖然朋友們頻頻潑我冷水，我心裡還是認為，應該抓住機會試試看，於是，決定親自拜訪每個投審會委員，一一溝通、說服……
一九二五年，一個重要會議在美國芝加哥召開，與會成員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企業家，包括美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總裁夏布（Charles Swabb）、最大的瓦斯公司總裁哈波遜（Howard Hobson）、華爾街投資高手李佛摩（Jesse Livermore）、最大專賣事業的老闆克魯格（Ivan Kruger）、國際性大銀行的總裁佛瑞斯（Leon Fraser）等。
這些大企業家，個個都掌握了賺錢的祕訣。
二十五年後，有人追蹤他們日後的發展，結果發現，鋼鐵公司總裁破產了，過世前五年只能靠著借貸度日；瓦斯公司總裁發瘋了；投資高手、專賣事業的老闆、國際銀行總裁都自殺了。
他們都知道如何賺大錢，但是，沒有一個人知道如何生活。
細細體會生活的智慧
我這一生所體驗出來的積極思考，其實就是學會怎麼生活。
一九九八年，我興致勃勃地飛到美國，參加哈佛大學商學院開辦的一個短期進修。我很久沒回學校念書了，一直很盼望能重溫舊夢。
報到那天我有點遲到，恐怕會趕不上歡迎酒會。抵達機場時，我打電話告訴學校會晚一點到。當我說完「謝謝你啊！」掛上電話，一回頭，手提箱竟然不見了。 我急得頭皮發麻，旁邊的人叫我報警，等了一個鐘頭警察才來，我告訴他護照、機票都在遺失的行李裡面，他做完記錄就走了。
我本來高高興興來當學生，但是滿腔興奮之情瞬間跌落谷底。東西被偷，什麼興致都沒有了，我坐在計程車裡，覺得一路上看到的都是破房子、破紅磚，心裡想著「波士頓有什麼美」？車子開進學校，那麼漂亮的校園，我也覺得沒意思，只覺得很煩躁，很想立刻搭機飛回家。
那天晚上，回到宿舍的小房間裡，我開始想：「為什麼要讓這個突發的偶然事件，破壞我期望已久，而且一定會很喜歡的一段校園時光呢？」這個機會，我期待了至少七、八年，但工作一直太忙，好不容易才安排出時間來。
我知道要高興起來不是那麼簡單，自己再怎麼想振作都沒有用，我實在需要別人幫助。我做了兩件事情：第一，打電話給家人、朋友，告訴他們整個事件經過，講出來之後，情緒就舒解了；第二，我問問自己，事情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如果最壞的結果都可以接受，那還有什麼好喪氣的呢？
第二天早上，我只記得以後的日子我很少再這樣做，我做完伏地挺身，一早就到報到處，跟大家打招呼，他們驚訝得不得了：「你怎麼能夠這麼開心呢?!」這件事情發生在一個外來客人身上，尤其是他們的學生，他們覺得很歉疚。
四月的波士頓還在下雪，我穿上大衣在雪地裡走，覺得好幸福、好享受！也許這是因為，在我的心裡，陽光已經綻放。
不論是工作、生活或家庭，如果不能作積極的思考，我的生命一定少了很多美好的事，更不知道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積極作為才有成功的機會
一九八六年，我四十七歲，辭掉宏碁副總經理的職務，從零開始，創業做卡內基訓練。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，都直言我不可能成功，他們認為有兩個顯而易見的難題，第一，每年必須結匯權利金匯到美國去，然而當時實施外匯管制，除非得到投資審議會批准，否則無法進行，但是政府比較希望能引進高科技產業，像我們這種教育訓練，核准的機率不大；第二，台灣人會花二萬元來受這種訓練嗎？很多人都認為我是在作夢，是在浪費時間。
雖然朋友頻頻潑我冷水，加上當時投資環境如此封閉，但我心裡還是認為，應該會有一點機會，如果不抓住機會試試看，怎麼知道能不能成功？
最困難的部份，是要得到投審會的核准。我看了評審名單，決定親自向每個人溝通、說服。這個關卡能不能衝過，決定了我的辭職、自費受訓一年是否白費工夫，也關係著我下半生的生涯規劃。
列在上面的第一個名字，是投審會的執行祕書王志剛，他後來曾擔任經濟部長。我不曉得當時怎麼會有這種勇氣，託朋友介紹我去見他。
這個朋友以前在經濟部工作，是趙耀東的助理，我去找他時，他有點動怒：「黑幼龍，保證你不能通過！」我真是嚇了一跳。我們已經認識很多年了，他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？可是，我還是需要他的幫助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：「你一向很喜歡幫助別人吧，對不對？」我保證只要幫我引介見面就好，其他我自己負責。他終於同意了。
王志剛一開始認為這訓練的效果不會持久，但是我說明往後會用中文授課，他的想法就改變了。然後他不很確定地說，如果大家都贊成，他就沒意見。
我也去見當時的經濟部次長徐國安。我跟他說，這種訓練對工商企業助益很大，他第一句話就把我頂回來：「不見得吧，否則美國經濟怎麼會那麼差！」我又舉艾科卡為例，說明卡內基訓練如何讓他從害羞的工程師成為擅長溝通的領導人，他又反駁說，艾科卡這個人最糟糕，褔特提拔他當總經理，他卻在書上批評褔特。我不跟他爭辯，最後他同樣也丟下一句話：「如果別人都不反對，我就不反對」。 投審會還有外交部代表章孝嚴，他那時是外交部常務次長。我的姨丈章浩若是他的舅舅，他曾在扶輪社的大型演講裡公開說：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現在坐在前排的黑幼龍是我的親戚。」民國三十八年，我的六姨帶著他們到新竹來時，舉目無親，曾經住在我們家。雖然彼此的情份都還在，他也沒有官架子，但是自然而然我很少跟他連絡。為了申辦卡內基，我去見他，他對這個訓練很有興趣，覺得應該對企業很有用處。
一九八七年四月，投審會開會通過，我終於等到這一天的到來。
今天想起來，積極思考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議，這份力量讓我人生過得非常起勁。我想，過程中遇到這麼多阻力，很多人可能早就放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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